你还记不记得自己上一次人生的重要转变，发生在什么时候？

那时候你是刚走出校园，到一个陌生的公司上班，还是放弃了别人觉得不错的工作，开始了新的职业探索？你是结束了单身，开始经营自己的婚姻和家庭，还是离开了相爱已久的恋人，重新开始一个人的生活？你是找到了一个让你激动的梦想，还是放弃了奋斗已久的理想？

你还记不记得，你是怎么经历了这些转变，才变成今天的自己的？

记忆总是轻易地把过去整理成一条平顺的、符合逻辑的曲线，让我们误以为自我的转变是一个连续的、缓慢的、渐进的过程——其实并不是。在现实生活中，自我发展常常需要经历很多跨越式的转变，这个过程伴随着剧烈的变动和强烈的不安。

为什么一本关于自我发展的书，要写到人生重要的转折期呢？当然是因为它很重要。

一个人经历了什么样的转折期，他又是如何度过这些转折期的，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是什么样的人。如果有一个人，一生都发展平顺，从未经历过挣扎和难事，那这种平顺本身会变成另一种形式的挫折，把他变成一个特别平面和肤浅的人。

自我的发展需要一些特别的张力，才能帮我们跨过某些阶段。而转折期就能提供这样的张力。所以，人需要转折期。而怎么经历和度过转折期，也是自我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转折期选择：选择的标准是什么

无论工作还是关系，几乎所有转变都会有一个讨价还价、新旧自我共存的时期。该继续学业还是该放弃？该在本行业深耕还是该转行？在转变期，这些选择都很让人纠结。在工作和关系的转变期，我们究竟如何选择？

其实，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，因为不同转变期遇到的抉择会非常不同。我从来访者、身边的朋友以及我自己的转折经历中，总结出选择的两个原则。

第一个原则，要想清楚我们做的是经济选择，还是心理选择。

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曾有一个读者给我写信，说她原来在一个小城市创业做英语培训。事业步入正轨后，她就想，自己是该到杭州进一步创业，还是继续在这个小城市工作呢？她在杭州读的大学，有很多朋友，自己也很向往大城市的繁华和便利，看起来是个不错的选择。但是，她又担心大城市的压力和房价。如果选择待在小城市，虽然事业已经步入正轨，但她会很不甘心。她不知道该怎么选择，因此来问我。

面对这样的选择，通常有两种思路。一种思路是把它当作一个经济选择，用经济学的模式来思考该怎么选择。比如，我们会考虑风险、收益、机会、成本等各种利弊得失——经济学的模型不一定只考虑经济的因素，它的核心特征是把各种好处和坏处做加减，然后进行比较。在这样的决策模型中，我们需要的是如何获得更完备的信息，来准确地预测未来。

可是，这种决策模型是有弊端的。第一个弊端是，谁也没有足够的信息来预测未来。毕竟我们都是在信息不完备的情况下作出决策的，这也是我们会困扰的原因。第二个弊端是，在这样的模型中，我们并没有做什么选择。我们真正做的只是信息的计算和加工。换句话说，这样的选择是不需要「我们」的。假如真有一个超级计算机，能对损失和收益的成本作精确的估算，任何人都能根据计算结果作出一样的选择——这就是比大小而已。

另一种思路，我姑且称之为「心理选择」。在这种选择模型里，我们不再问将来可能的结果是什么，而是回到现在的选择本身。如果我们把选择放到自我转变的背景上，把选择看作是不同自我的竞争，那我们就要想，每一个选择背后可能的自我是什么？我们想要成为哪一个自我？又愿意为哪一个可能的自我站台？

选择的真正含义，是要用承担选择的后果来体现的。对于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样的选择，我们是没有什么人可以依靠的。这很容易让人焦虑，所以我们才会想从这样的选择中逃开，用经济学模型寻找一个确定的答案。可是，选择就是成就自我的第一步。我们就是在用自己的选择，把自己塑造成那个想成为的自己。因此，我们在作选择的时候，要清楚自己究竟是根据什么作出的选择——是经济选择还是心理选择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知道该选择什么。

有的人可能会觉得，选择总得照顾现实，否则，岂不是在用幻想逃避现实吗？这就涉及选择的第二个原则：从自我创造的角度去思考选择，而不是从环境的可能性去思考选择。

我还在浙大工作的时候，曾经遇到一个学生。他来找我，问我他是不是该退学。他刚刚从本校保送读博士，可以去一个很不错的实验室。可是到了那个实验室后，他发现导师平时都在忙自己的项目，很少给予他指导，但是要求很高。实验室的师兄师姐们也不太友善，竞争很激烈。毕业也很难，师兄师姐经常有延迟毕业的。他觉得压力很大，去找一个师兄商量，师兄告诉他，要退学早点退，等到博二、博三再退就更不合算了。他又去找父母商量，父母当然是坚决反对。因此，他来问我该怎么办。

要不要退学并不是一个容易的选择。如果从环境的角度去思考，不外乎两种选择：要么顺从环境——我从小就是一个听话的、循规蹈矩的孩子，我觉得就应该继续听话；要么反抗环境——既然导师和实验室让我不爽，那我就应该离开。可是，他的内心还是很纠结。

无论是顺从环境还是反抗环境，我们都没有脱离环境本身。这种思考方式其实是在假设：外在的环境是决定选择最重要的因素。当我们把选择的权力交给环境时，我们就没有在作心理的选择。这时，我们很容易被一种无力感淹没。所以有时候，作选择需要回归我们内心。

这个学生该怎么作决策呢？也许，他不应该把犹豫当作决策的契机，而应该把它当作自我探索的契机。在这个时候，他最应该问的问题并不是当前决策的各种利弊，而是：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？

结束：如何脱离旧自我

转折期的心理历程有特殊的规律。美国作家威廉·布瑞奇（William Bridges）在《转变之书》中写道，转变要经历三个阶段：结束——迷茫——重生。他认为转变总是从结束开始的，结束之后紧跟着一段时间的迷茫和痛苦，在经历了迷茫和痛苦之后，慢慢才会有新的开始，也就是重生。

为什么转变是从结束开始的？为什么我们不能在人生中不断做加法，而偏要先做减法呢？以前我并不理解这个问题，直到我自己经历了很多转变，从一个体制内的大学老师，变成了一个自由执业的心理咨询师，我才慢慢理解：这是因为自我的发展是需要空间的。就像装修一间房子，需要先把旧家具搬出去，才能把新家具搬进来。同样，我们只有先结束、先放弃，才能为新的发展腾出空间。

可这正是转变最难的地方——谁会愿意轻易结束呢？毕竟，我们对结束有很多根深蒂固的误解。

第一种误解是，很容易把结束当作一种终结的形式，一种事物发展的最终结果。从开始到结束，然后什么都没有了。可是在转变的历程中，结束不仅不是最终的结果，相反，它是另一种形式的开始。

第二种误解是，容易把结束当作一种应该排除的意外，觉得那不是事物正常发展的轨道。事实上，结束不是旁支和意外，它就包含在自我发展的历程中，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事情。

第三种误解是，容易把结束等同于错误。我有个朋友，和老婆之间遇到了一些麻烦。他就觉得自己当初选错了人，问我是不是应该改正这个错误，跟老婆离婚，重新开始。我告诉他，结束并不是改正错误。无论当时他是怎么选择的，都一定有自己的理由，这不是什么错误。只不过随着事情的发展，原来正确的事可能慢慢变得不正确了，结束就提上了日程。

其实，结束有很多含义，离婚只是结束的一种形式。放下心里对理想爱人的幻想，改变彼此伤害的相处模式，同样是结束，而且不比离婚容易。结束并不是修正错误，而是我们顺应变化的一种形式。结束是以往一段生活的终结，但不是生活本身的终结，它只是我们顺应变化的过程和必经之路。

迷茫：如何孕育新自我

我听很多人说过，在真正结束的那一刻，他们感觉到的不是焦虑，而是解脱，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已经从某个令人困扰的问题中解脱出来了。可结束不是答案，相反，它会给我们提更多的问题。结束之后，迷茫就来了。

意义感有两个重要来源。一个是目标感，人是通过有价值的目标把自己的现在和未来连起来的。如果没有目标，工作和生活都会变成一种凑合的状态，这时候，人就会变得空虚、缺少力量。另一个是人际关系。事实上，人的意义感是在关系中编织出来的。如果我们在生活中很孤独，缺少亲密关系，不知道谁真的在乎我们，我们又真的在乎谁，我们同样会觉得空虚和无聊。

结束的后面会紧跟着一段迷茫的时期，是因为当我们跟原来的关系、原先的身份、原来的目标脱离的时候，我们就暂时失去了产生意义感的土壤。旧的生活已经过去了，而新的生活还没有到来。我们被留在意义感的真空里，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，会去往哪里。

莱内·里尔克（Rainer Rilke）在《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》里写过一段话：

病就是一种方法，有机体得以从生疏的事物中解放出来；所以我们只需让它生病，使它有整个的病发作，因为这才是进步。亲爱的卡普斯先生，现在你自身内有这么多事情发生，你要像一个病人似的忍耐，又要像一个康复者似的自信；你也许同时是这两个人。并且你还须是看护自己的医生。但是在病中，常常有许多天，医生除了等候以外，什么事也不能做。这就是（当你是你的医生的时候）现在首先必须做的事。

里尔克这段话的意思是，病是有机体让自己康复的方式，就像迷茫是让我们重新变得清晰的方式。假如我们要为转变期的迷茫寻找一种意义，这就是它的意义。

重生：如何重建全新的自我

前段时间，我重温了褚时健的传记，他是这个时代典型的关于重生的例子。72 岁的褚时健，从声名赫赫的企业家、亚洲烟王，忽然沦为阶下囚。心爱的大女儿，在他被监狱收押期间自杀。那时候他在狱中一身病，经常因为糖尿病晕倒。他身边的人——也许连他自己——都以为，他这辈子就这样结束了。

坐了 3 年牢以后，75 岁的褚时健因为严重的糖尿病被保外就医。该怎么度过剩下的时光呢？有人请他去矿业公司当顾问，他回绝了。其他的卷烟厂请他重新出山，他也拒绝了。他不想回到原先的行业里去。可一开始他并不知道要做什么，所以做了各种尝试，甚至还尝试了街头卖米线的生意。直到他回到自己年轻时起步的哀牢山，才灵光一现，确定自己要种橙子。他花了很长时间修建灌溉系统，育种，栽树。

我觉得，他选择农业并不是偶然的。在失落的时候，人总是想亲近自然。而种植本身，就有重生的象征意义在。森林里的植物，总是要经历岁月枯荣，才能逐渐成熟。相比于人心的不可测，种植遵循的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」道理，总能给那些愿意付出的人，带来踏实的回报。对于经历过挫折的人来说，还有什么比播下种子、收获果实更有希望和重生的意味呢？

当时，王石去哀牢山看他，他充满信心地指着一片小树苗说：「5 年以后，这些果树就能结果了。」他好像一点不在乎，5 年以后他已经是 80 多岁的高龄了。

后来的故事是，在他 84 岁的时候，褚橙开始在全国热销。他从当年的烟草大王，一跃成为今天的橙子大王。

也许很多人会惊叹，这样的重生究竟是怎么完成的？心理学里有一个概念叫「心理弹性」，指的是我们从灾难和挫折中复原的能力。在我看来，心理弹性的核心就是培养容纳变化的思维（关于这一点，我在第二章有详细的介绍）在此，我想从转变过程的角度，仔细梳理下重生的要素：第一个是偶然和意外，第二个是另起炉灶。

有时候，我们容易从机械的角度看自我发展，认为如果生活出了问题，会有一个写着「一、二、三、四」的操作手册来修复它。可事实不是这样的。重生依靠的是生命本身的创造力。这种创造力常常会在生活遭遇限制和挑战的时候迸发出来，它会和生活现实结合，让我们的人生产生一些奇妙的变化。

如果你问我，怎样才能重生呢？我的回答是：「我不知道。」

事实上，我看到的重生故事经常充满很多偶然和意外。可是细细想来，那些偶然和意外里包含着一些耐人寻味的必然。你不会在结束和迷茫的时期就知道这个答案，可当它出现的时候，你是能认得它的。你甚至会觉得奇怪，自己之前怎么没想到呢？

在监狱里经历结束和迷茫期的时候，褚时健也不会知道自己的未来。他在狱中服刑时，一个堂弟在种橙子，向他请教了一些经营的问题，并给他带了一些橙子。后来他去堂弟的山上参观，觉得种橙子这件事是可以做的，这就是一种偶然。可是，哀牢山是他原来起步的地方，他在那里当过知青。他原来在烟草公司工作的时候，又是有种植烟草的经验的，他正是凭科学的烟草种植方式让红塔集团发展壮大的。这样看来，这个偶然又是和他以前生命中的重要经历和资源相联系的，包含了某种必然。

前文的描述还涉及重生的第二个要素，我把它叫作「另起炉灶」。

另起炉灶的意思就是，我们需要跟原先的目标分离干净，既不是想着避开原先的伤痛，也不是想着去弥补损失。只有这样，才能重新开始。

我们前面讲过，结束的过程也是一个脱离的过程。这个过程很痛苦，因为它通常包含着损失。可是，如果我们总是想着怎么弥补损失，那我们就还没从上一件事情中结束。重生需要一种容纳变化的能力，也需要我们有放下原先经历的能力。有时候，只有承认损失，我们才能真正放下，重新开始。

我离开浙大的时候，浙大正在分房子，我的名字就在分房人员的名单上，还挺靠前的。这件事一直是我心里的一个痛。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经常关注那边房子的房价，想着怎么挣钱，去那边买一套新房子。

后来我跟一个做心理咨询师的前辈聊天，他说：「你辞职最大的风险，不是损失了那套房子，而是老想把它挣回来。」最开始我不理解，后来我慢慢领悟到了，他说的是对的。有时候，结束就是结束。如果我一直惦记着弥补损失，就没有办法真的结束，重新开始。

这跟我们接触到的主流观念不太相同。主流观念总是在倡导从哪里跌倒，就从哪里站起来。它背后的潜台词是：坚持是勇敢的，而放弃是懦弱的。可有时候，我们得学着从哪里跌倒，就在哪里趴下。认了栽，承认失败，才会发现，原来可以换个地方重新来过。

放弃并不比坚持容易，它同样需要勇气。有勇气接受损失；有勇气放下旧的，开始新的；有勇气放下熟悉的，尝试不熟悉的；有勇气放弃容易的，选择艰难的。

生命总是会为自己寻找出路，无论前面的阻力看起来有多强大。

人不会为自己要走的路后悔，只会为自己没有响应召唤后悔。这就是我要走的路。

其实，路往哪里走不是最重要的。我是从体制内出来，变成自由职业者。还有些人在体制内，辛苦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；有些人继续坚持一开始就在奋斗的职业道路，还有些人进行了艰难的转行；有些人克服了对亲密关系的恐惧结了婚，还有些人离开了一段不适合自己的关系。没有什么路是一定的，重要的是，我们在借着走这些路修炼自己。

归根结底，所有的英雄之旅都是自我发现的旅程。祝你早日踏上自己的英雄之旅。

来源：《了不起的我：自我发展心理学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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